概述
2007年04月25日，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部長遲浩田將軍專程到袁崇煥紀念園參觀。遲浩田將軍表示：“咱們中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自古以來可以說是英雄豪杰輩出，袁崇煥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偉大英雄，我們岳飛、袁崇煥都是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有褒有貶，經歷坎坷，但是最終一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歷史是公正的。”并親手為紀念園寫下了“護國愛民、英名永輝”的題字，高度評價民族英雄袁崇煥一生忠于國家、在民族大義面前舍生取義的英雄氣概。
園內袁崇煥塑像由享譽國際的雕塑大師潘鶴教授精雕細琢而成，氣宇軒昂，威震九天，重現了偉人昔日雄風;十九幅袁崇煥傳記浮雕精鏤細鑿，圖文并茂，栩栩如生，記載了偉人崢嶸歲月;三界廟、袁督師祠結構精巧，典雅雋秀，蔚為壯觀，是國內罕見的露天木質結構建筑;袁崇煥故居古色古香，袁崇煥“衣冠冢”古幽肅穆。園內曲徑回廊、鐘亭鼓閣、池館水榭，錯落有致，既有花香荔熟雀噪蟬鳴、湖光瀲滟的自然風光，亦有儒雅悲壯的詩賦碑文。該園成為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旅游勝地。
相關景點
點將臺
在點將臺上的本園的標志物——袁崇煥石雕像，以花崗巖為材質，高15米，重約300噸，由著名雕塑家潘鶴大師耗時14個月雕刻而成。袁崇煥身披戰袍，撫胸按劍，背枕南天，北面遼陲，仰天長嘯，壯志猶存，盡顯昔日雄風。石像腳下的石基上刻著“擎天一柱”四個大字，由袁汝南堂宗親會的成員、書法家袁鴻樞老人在2002年94歲時所題寫。明天啟六年(1626年)，努爾哈赤揮兵直攻遼東，挑起寧遠大戰。袁崇煥臨危受命，避開金兵能騎善射的特長，發揮自己高城大炮的優勢，大敗努爾哈赤。鳳雁傳捷報，朝廷上下，一片歡騰，袁崇煥被提升為右劍都御史。民間傳說，明熹宗高興之余，賜封袁崇煥為“擎天一柱”，將他喻為大明的柱石。
崇煥故居
崇煥故居位于園內的東側，是一座翠瓦朱檐的仿四合院式院落，于2001年由市、鎮、村和袁氏宗親捐資修建。門外有袁崇煥身著戎裝策馬揚鞭的銅像。故居大門匾額上題“司馬第”三字，匾額下的“袁崇煥故居”牌匾由孫中山副官張猛夫人潘景晴女士題寫，“兩旁有木刻對聯：“是為豪士之閑士，不讀黃農以下書”。院中有一涼亭，亭上掛有“聽雨”匾額，故稱為“聽雨亭”。故居面積不大，陳列簡樸，可見袁督師的清廉生活。
三界廟
三界廟是水南十八坊中著名的古建筑。1627年袁崇煥辭官還鄉，適逢三界廟重修，袁崇煥一直推崇唐代名臣魏征“仗義執言”的思想，他捐資出力，并且揮筆寫下了著名的《重修三界廟疏》。據《東莞縣志》記載，三界廟原址在現水南村委會旁的東江邊，1958年被大水沖毀。園內的三界廟建成于2003年，為五開間三進兩廊式結構，正門南向，青磚青瓦紅石地基紅石柱，屋檐高低錯落有致。整個廟宇氣勢磅礴，雄偉壯麗，方樸威嚴。第一進為大門，大門正上方正楷橫批“山門”，兩側各有兩根紅色石柱。第二進為廟堂“三界廟”，供奉唐代名相魏征，為三界菩薩。第三進是一座廊檐飛翹，肅穆莊嚴的袁督師祠。廟內西南側與一條蜿蜒的休憩長廊毗鄰，東北面側同一道長長的傳記浮雕長廊相伴。19幅傳記浮雕長達76米，精鏤細鑿，造型立體，一圖一史，完整記錄了袁督師的崢嶸歲月。
衣冠冢
佘家小院的后方，一片郁郁蔥蔥的綠樹中掩映著袁崇煥的衣冠冢。新中國成立之際，毛澤東主席曾明確批示，保護袁崇煥祠墓。但文化大革命時，墓、祠遭到嚴重破壞。改革開放后，東莞相關部門派員到北京與守墓人佘幼芝女士合力修繕將袁崇煥祠、墓;中山大學莞籍教授提出要求把墓遷回東莞，但囿于各方面因素而未果。后經守墓人佘家同意，于2002年水南村根據北京的袁崇煥墓在東莞石碣水南村袁屋墩上修建了袁崇煥衣冠冢，以方便海內外人士拜祭。這是一座莊嚴的衣冠冢，原版復制了北京袁崇煥墓的“有明袁大將軍墓”的碑文。袁墓旁邊立著第一代守墓人佘義士和第十八代守墓人佘焦平的雕像，兩旁是石將領、石馬、石獅和石羊。袁崇煥衣冠冢一側，是佘義士的衣冠冢，一派古幽肅穆，寓意袁崇煥將軍魂歸故里，佘義士長伴英靈。
紅夷大炮
點將臺下東側的草地上放著一門被皇帝加封尊號為安國平遼靖虜大將軍的紅夷大炮，復制了當年袁崇煥試用過的紅夷大炮。整個炮管長3米，口徑1325毫米，炮身鑄有六道箍，火門位于炮管后部，尾蓋形狀像覆盂，炮管中部兩側各鑄一直炮耳。相對于明軍以前使用的火炮，這種炮具有射程遠、威力大的優點。寧遠大戰時，袁崇煥把11門紅夷大炮架設在寧遠城上，并派專人培訓炮手，加以使用。在此之前，雖然中國是最早制造火炮的國家，但落后的技術讓火炮的發展也隨之停滯，中國在戰場上的火炮作用有限。袁崇煥在西方國家引進這種改良射程遠的新式武器，表現了袁崇煥敢想敢做，大膽求新的精神。
袁崇煥簡介
袁崇煥(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明史》袁崇煥傳)，號自如，一說字自如(《黃尊素說略》)，漢族。生于萬歷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
祖籍廣東東莞，出生于廣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縣北門街。(一說袁崇煥出生于廣東東莞，年十四隨祖袁世祥，父袁子鵬遷至廣西藤縣)。
袁崇煥是明朝末年的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使、薊遼督師，曾多次大挫金軍，擊敗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阻遏后金南下，屢建奇功。后遭讒言誣陷，在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被凌遲處死。他忠貞愛國，為后人世代敬仰，史學家稱譽他為“明朝第一將軍”。
“寧為直折劍，猶勝曲全鉤”，這是袁崇煥一生的寫照。他的故居原址就坐落在石礙鎮水南村袁屋墩。為了紀念先賢，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提倡傳統忠義美德，水南村人民在市政府、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投資1.2億元在故居舊址上修建了占地面積11萬平方米的園林景區——袁崇煥紀念園。
金庸先生對袁崇煥推崇備至，稱他是真英雄。金庸在《袁崇煥評傳》開篇說到：“在距離香港不到150公里的地區中，過去300年內出了兩位與中國歷史有重大關系的人物。最重要的當然是孫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于廣東省東莞縣的袁崇煥。”金庸先生還為袁崇煥紀念園題寫了“崇煥故園”的書法條橫，雕刻在紀念園大門前的巨石上。
邵武知縣
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煥中三甲第四十名，賜同進士出身，授福建邵武知縣。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袁崇煥被朝廷任命為福建邵武知縣。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位于福建西北部，武夷山南麓，瀕臨閩江支流富屯溪，為“八閩屏障”。
袁崇煥在邵武知縣任上的重要事跡，流傳下來的主要有五件：
第一，救民水火。《邵武府志》記載：袁崇煥“素(qiáo)捷有力，嘗出救火，著靴上墻屋，如履平地”。
第二，處理冤獄。《邵武府志》記載“明決有膽略，盡心民事，冤抑無不伸”。
第三，關心遼事。夏允彝《幸存錄》記載：袁崇煥“為閩中縣令,分校闈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閱卷”。袁崇煥了解遼東邊事，為后來的軍旅生涯，做了初步的準備。
第四，聚會奎英。袁崇煥企盼做一番大事業，就要聯絡、組織志同道合者，為共同理想而奮斗。袁崇煥在邵武招納的軍人如羅立，后在固守寧遠之戰中向城北后金軍大營，燃放西洋大炮，一炮發中，“殲虜數百”。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題辭高塔。袁崇煥在邵武為民救火、處理冤獄、關心遼事、聚會奎英的文物標志，是他題寫塔名的聚奎塔。
塔額中題“聚奎塔”三個字，陰文，顏體，行楷，舒朗，蒼勁，剛挺，圓渾，流暢。這方題刻，字跡清晰，完好無損，是至今袁崇煥留下惟一可信的極為珍貴的墨跡與文物。
單騎閱塞
邵武知縣袁崇煥任職不久，遵照朝廷的規定，于天啟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覲，接受朝廷的政績考核。他利用在京的時機，察視邊塞，了解形勢，為遼事進行準備。
此時遼東形勢，已經越來越危急。遼東經略王在晉分析當時關外形勢道：“東事離披，一壞于清、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沈，四壞于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之于山海，此后再無一步可退。”意思是：明朝先失陷撫順、清河、開原、鐵嶺、遼陽、沈陽，又失陷廣寧，丟棄全遼，無局可守。《明史》記載：自努爾哈赤攻陷撫順以來，明朝在遼東的總兵官，陣亡者共14人：撫順則張承胤，薩爾滸之戰則杜松、劉、王宣、趙夢麟，開原則馬林，沈陽則賀世賢、尤世功，渾河則童鐘揆、陳策，遼陽則楊宗業、梁仲善，廣寧則劉渠、祁秉忠。天啟帝驚慌失措，抓住首輔葉向高“衣袂而泣”。京師朝野官員，談敵色變。張岱在《石匱書后集》中說：“時廣寧失守，王化貞與熊廷弼逃歸，畫山海關為守。京師各官，言及遼事，皆縮朒不敢任。崇煥獨攘臂請行。”
袁崇煥在這個明朝關外局勢空前嚴重的態勢下，單騎出關，巡視形勢。《明史·袁崇煥傳》記載：天啟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廷議扼山海關，崇煥即單騎出閱關內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馬錢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
在失陷廣寧的第四天，御史侯恂慧眼識人，不泥成規，題請破格擢用袁崇煥，具疏奏言：“見在朝覲邵武縣知縣袁崇煥，英風偉略，不妨破格留用。”
明天啟帝采納侯恂等的建議，授袁崇煥為兵部職方司主事，旋升為山東按察司僉事、山海監軍。
袁崇煥赴任前，往見革職聽勘在京的熊廷弼。熊廷弼問：“操何策以往?”袁崇煥答：“主守而后戰。”熊廷弼躍然喜。
袁崇煥任職后，上《擢僉事監軍奏方略疏》。力請練兵選將，整械造船，固守山海，遠圖恢復。他疏言：“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將復之。”當時山海關外廣大地域，為漠南蒙古哈剌慎等部占據，袁崇煥便駐守關內。朝廷采納薊遼總督王象乾的奏議，對邊外蒙古部落實行“撫賞”政策，就是頒發賞銀，爭取他們同明朝結盟，共同抵御后金。一些蒙古部落首領接受了“撫賞”，遼東經略王在晉令袁崇煥移到山海關外中前所(今遼寧省綏中縣前所鎮)。王在晉又令袁崇煥往前屯(今遼寧綏中前屯)，安置遼民流亡、失業者。袁崇煥受命之后，連夜趕路，叢林荒野，虎豹出沒，天明入城，將士都贊嘆他的勇敢與膽量。
營筑寧遠
廣寧失守，明軍大敗，天啟帝任命王在晉為兵部尚書、遼東經略，駐鎮山海關。王在晉等人主張在山海關外八里的地方即八里鋪，再筑一座重城;袁崇煥等人則主張在山海關外200里的寧遠衛筑城。袁崇煥極力陳諫，因人微言輕，不被采納，遂越級呈報首輔葉向高。葉不明情況，不能決斷。朝廷命天啟帝的老師、大學士孫承宗出關巡邊，孫承宗實地考察后，看中寧遠是山海關的天然“重關”，贊同袁崇煥之議。王在晉雖經孫承宗“推心告語，凡七晝夜”的規勸，仍固執己見。孫承宗只好上奏朝廷，將王在晉調任南京兵部尚書，并自請督師遼東。
孫承宗上任后，天啟三年(1623年)春，袁崇煥受孫承宗命，往撫蒙古喀喇沁部。明失廣寧后，寧遠以西五城七十二堡盡為喀喇沁諸部占據。明軍前哨不出關外八里鋪。袁崇煥親撫喀喇沁諸部，收復自八里鋪至寧遠200里;又拊循軍民，整治邊備，成績卓著。天啟三年(1623年)九月，袁崇煥在孫承宗的督導與支持下，同滿桂、祖大壽開始營筑寧遠城。但祖大壽臆度朝廷不能遠守，便草率從事，工程頗為疏薄，僅筑十分之一。袁崇煥手訂規制，親自督責，軍民合力，營筑寧遠。
《明史·袁崇煥傳》記載：“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迄工，遂為關外重鎮。桂，良將，而崇煥勤職，誓與城存亡;又善撫，將士樂為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土。”
孫承宗、袁崇煥等為構筑關寧防線，采取諸多措施：一是修筑城堡，二是駐扎軍隊，三是召回遼人，四是墾荒屯田，五是貿易貨物，六是撫綏蒙古。這道關寧防線，不僅保衛山海關免受攻擊，而且在此后20年間，基本上穩定了遼西走廊的局勢。在構建關寧防線過程中，袁崇煥雷厲風行，紀律嚴肅，發現一名校官貪污糧餉，越權將其殺了。孫承宗大怒，袁崇煥叩頭謝罪。
寧遠城于天啟四年(1624年)完工，成為關外一座重鎮。同年，孫承宗上疏言“寧遠可戰可守”，又說“愿用崇煥指殫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纏十萬之逋臣，閉門頌經之孱膽”，帝從之。同年，袁崇煥父病故，袁崇煥兩疏請辭，不許。
天啟五年(1625年)夏，孫承宗與袁崇煥計議，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修繕城郭，派軍駐守，自寧遠向前，推進200里，形成了以寧遠為中心的寧錦防御體系。《三朝野紀》記載：“自承宗出鎮，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
正當孫承宗與袁崇煥組建寧(遠)錦(州)防線、進圖恢復大計之際，朝中政局，發生變化，閹黨勢力猖獗。同年，總兵馬世龍敗于柳河，言官交章劾奏，并及孫承宗，孫承宗請辭。十月，閹黨分子兵部尚書高第經略遼東。努爾哈赤探知后，親率大軍西渡遼河進攻寧遠。
寧遠大捷
高第上任后，認為關外必不可守，力主盡撤寧錦之兵于山海關。督屯通判金啟倧上書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復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袁崇煥亦力爭不可，其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三朝遼事實錄》卷十五)。
高第憑藉御“賜尚方劍、坐蟒、玉帶”的勢焰，又有閹黨作后臺，不但執意要撤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而且傳檄撤寧(遠)前(屯)路防備。
寧前道袁崇煥決心身臥寧遠，保衛孤城，他斬釘截鐵地表示：“寧前道當與寧、前為存亡!如撤寧、前兵，寧前道必不入，獨臥孤城，以當虜耳!”
高第無可奈何，只撤錦州、右屯、大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屯民入關，拋棄糧谷10余萬石。這次不戰而退，鬧得軍心不振，民怨沸騰，背鄉離井，死亡塞路，哭聲震野。
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后金兵渡遼河。右屯守將周守廉逃，松山等處守將左輔亦燒毀糧儲廬舍而退。(《東華全錄》)。警報馳傳明朝，舉國洶洶，人心惶惶。兵部尚書王永光“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明經略高第和總兵楊麒，聞警喪膽，計無所出，龜縮山海關，擁兵不救。在此緊急關頭，寧遠城“關門援兵，并無一至”。袁崇煥既后無援軍，又前臨強敵：八旗軍連陷右屯、大凌河、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連山等八座城堡。原駐守軍都早已撤到關內，后金兵如入無人之境，未遇抵抗，直奔寧遠。
袁崇煥駐守孤城寧遠，城中士卒不滿2萬人。但城中兵民，“死中求生，必生無死”，誓與城共存亡。他面臨緊急態勢，上奏疏，表決心：“本道身在前沖，奮其智力，自料可以當奴。”與總兵滿桂，參將祖大壽，守備何可綱，集將士誓守寧遠。令中左所都司陳兆闌和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輔朱梅為外援。(《三朝遼事實錄》)。又傳令通知前屯趙率教，山海關楊麟有寧遠之潰兵皆斬。
二十三日，努爾哈赤率后金軍至寧遠，努爾哈赤自稱率軍三十萬，必破此城，令袁崇煥投降。
袁崇煥答曰：“來兵稱三十萬虛也，約有十三萬。吾修治寧遠決守以死豈肯降耳”(《東華錄》)。
袁崇煥斷然拒絕努爾哈赤誘降之后，命家人羅立等向城北后金軍大營，施放西洋大炮，“遂一炮殲虜數百”。后金軍不敢留此駐營，將大營移到城西。
二十四日。后金兵推楯車，運鉤梯，步騎蜂擁進攻，萬矢齊射城上。明軍用矢石、鐵銃和西洋大炮下擊。后金兵頂著炮火，挖鑿城墻，鑿開高二丈余的大洞三四處，寧遠城受到嚴重威脅。袁崇煥在嚴重危急關頭，身先士卒，不幸負傷，“自裂戰袍，裹左傷處，戰益力;將卒愧，厲奮爭先，相翼蔽城”。在城危之時，袁崇煥命官兵用蘆花、棉被裝裹火藥，號“萬人敵”;又以“縛柴燒油，并攙火藥，用鐵繩系下燒之”;并選50名健丁縋下，用棉花火藥等物燒殺挖城墻的后金兵勇士——“火星所及，無不糜爛”。據明方塘報記載：“賊遂鑿城高二丈余者三四處，于是火毬、火把爭亂發下，更以鐵索垂火燒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斃，賊稍卻。而金通判手放大炮，竟以此殞。城下賊尸堆積。”
二十五日。后金兵再傾力攻城。城上施放炮火，“炮過處，打死北騎無算”。后金兵懼怕利炮，畏葸(xǐ)不前，“其酋長持刀驅兵，僅至城下而返”。后金兵士一面搶走城下尸體，運到城西門外磚窯焚化;一面繼續攻城。但攻不能克，乃下令收兵。后金軍兩日攻城，共折游擊二員、備御二員、兵五百，攻具焚棄，喪失殆盡。努爾哈赤被迫停止攻城，退到西南側離城五里的龍宮寺扎營。
二十六日，后金兵繼續圍城，明兵不斷發射西洋大炮轟擊。努爾哈赤無計可施，便改變進攻策略，命武訥格率軍履冰渡海，進攻明軍儲存糧料基地——覺華島。島上參將金冠等七千水兵抗擊殉國，七千商民被屠殺。后金焚毀覺華島糧料八萬石，船兩千只。
袁崇煥擊退后金軍進攻后，派景松和馬有功，將他們從城上系下，疾馳山海關，報告經略高第戰況。高第派人急馳奏報朝廷：“奴賊攻寧遠，炮斃一大頭目，用紅布包裹，眾賊抬去，放聲大哭。分兵一枝，攻覺華島，焚掠糧貨。”
《明熹宗實錄》(天啟六年四月辛丑)記載：“登萊巡撫李嵩疏言：“天啟六年四月十五日，準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揭回鄉張有庫等口稱：‘新年老汗于二十四日在寧遠等處攻城，不料著傷。’”。
張岱《石匱書后集》中記載：“炮過處，打死北騎無算，并及黃龍幕，傷一裨王。北騎謂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號哭奔去。”
《明季北略》記載：“自辰至晡，殺三千人，敵少卻。二十五日佟養性督陣攻西門，勢更悍，先登，益眾。敵俱冒死力攻，城中衛之如前，擊殺更倍于昨”
《徐光啟集》(卷四《練兵疏稿二》)記載：“是役也，奴賊糜爛失亡者實計一萬七千余人。而大炮以封，今所稱‘安邊靖虜鎮國大將軍’者，職所首取四位中之第二位也。”
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請求火器疏》)記載：“天啟六年正月寧遠守城，殲賊一萬七千余人，后奉敕為安邊靖虜鎮國大將軍，此正西洋所進四位中之第二位也。”
朝鮮李星齡在《春坡堂日月錄》中載述寧遠之役：“奴兒哈赤先已重傷，及是具禮物及名馬回謝，請借再戰之期，因懣恚而斃云。”
努爾哈赤自稱“自二十五歲起兵以來，征討諸處，戰無不捷，攻無不可，惟寧遠一城不下”(《清高祖實錄》)。遭到用兵44年來最嚴重的慘敗。
寧遠之戰，是明朝從撫順失陷、“遼左發難，各城望風奔潰，八年來賊始一挫”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明人稱之為“寧遠大捷”。寧遠，為山海之藩籬，關京師之安危，系天下之存亡，寧遠與寧遠大捷，對于明朝有著特殊的地位與意義。寧遠戰前，形勢對袁崇煥極為不利。袁崇煥是在后金兵鋒強盛、寧遠孤城無援的態勢下，取得“寧遠大捷”的。
明天啟帝旨稱：“此七八年來所絕無，深足為封疆吐氣!”兵部尚書王永光向皇帝盛贊袁崇煥的功績言：“遼左發難，各城望風奔潰，八年來賊始一挫，乃知中國有人矣!蓋緣道臣袁崇煥平日之恩威有以懾之維之也!不然，何寧遠獨無奪門之叛民、內應之奸細乎?本官智勇兼全，宜優其職級，一切關外事權，悉以委之。”
當年三月初九日，明廷升袁崇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簡稱遼東巡撫;并鑄巡撫遼東、山海等處提督軍務官防。四月初五日，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謝守城有功賞賜疏》。
巡撫遼東
時值滿桂趙率教交惡，袁崇煥五月上疏請調滿桂，王之臣以為不妥，以滿桂勇猛調其任為山海關總兵，袁崇煥認為不可，逐經撫不和。經過朝廷調停，袁崇煥和王之臣分權，袁崇煥主關外，王之臣主關內。袁崇煥認錯，并復請滿桂調任山海關。(《兩朝從信錄》)
袁崇煥遣使者吊唁努爾哈赤。后金皇太極趁機遣使回復，謀求議和。袁崇煥奏報朝廷主以和緩之建錦州大小凌河諸城。遼東經略王之臣主張派遣使者非計，應回絕和議。王之臣奏疏：“年來奴酋求和于西虜(蒙古)，而西虜不從;屈服于朝鮮，而朝鮮不受。一旦議和，彼必離心，是益敵以自孤也!近日，都官過通令處，虜鞭其背云：‘汝漢人全無腦子…… 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別人與他為仇，我等不如也投順罷了’”。(《兩朝從信錄》)。御史智鋌言，督撫意見各異，恐誤邊事(《國榷》)。天啟七年(1627年)正月，召回王之臣，關內關外之事盡付袁崇煥便宜行事(《三朝遼事史錄》)。
天啟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皇太極一面遣使與袁崇煥議和，一面派阿敏出軍征朝。關于阿敏征朝兵力，《朝鮮李朝實錄》作三萬，《三朝遼事實錄》作八萬，《八旗通志》無兵力數字記載。朝鮮作為親身參戰方，沒有必要縮小遇敵人數，故阿敏征朝兵力目前史學界都是以三萬這個數字為準。出軍后金軍渡過鴨綠江，進攻朝鮮，史稱“丁卯之役”。(《東華全錄》)，十四日，克義州，分兵攻打毛文龍東江鐵山部。毛文龍遁入云從島(《三朝遼事實錄》)。
朝鮮和毛文龍告急，朝廷命袁崇煥發兵援助，并揀輕兵搗巢，袁崇煥上疏無虛可搗。疏言“頃聞奴兵十萬掠鮮，十萬居守，何所見而妄揣夷穴之虛乎?我縱傾伍搗之，無論懸軍不能深入，即深入奚損于逸待之夷?而虎酋新并粆花，意殊區測，都令、塞令新通于奴而仇于我，萬一我兵正道以東，奴暗以輕騎北出而襲我關寧，此時救人耶，抑自救耶?”此時后金總兵力約有七八萬，前一年寧遠大戰努爾哈赤的發兵數就有五六萬，因此皇太極留守沈陽的兵力至少還有四五萬之多。雖然比起全族兵力駐防，此時沈陽的防務當然是略為薄弱了一些。可是袁崇煥此時身為遼東巡撫，所轄僅有寧錦七萬兵，即使傾巢而出取沈陽，也無勝算。更何況朝鮮的戰事在正月二十六日阿敏攻克平壤后就已經基本結束，之后阿敏部隊留駐朝鮮只是為了威嚇朝鮮以便在定盟時多撈些好處罷了。袁崇煥接到朝鮮命令出兵的時候就已經是三月，此時出兵對朝鮮戰事已經無濟于事，而且隨時存在被阿敏部隊回師前后夾擊的危險。事實上，如果朝廷真的下定決心，從薊鎮和山海關調集大軍集結到錦州，并協同蒙古察哈爾部一起兵發沈陽的話，對于近半數軍隊在外的后金來說，還是存在一定威脅的。但由于毛文龍虛報敵情，謊報征朝軍有八萬之眾;又為了盡快減除自己的危機，謊報沈陽留守兵力不到一萬(到四月更謊報皇太極將留守兵力還派出部分增援朝鮮)，讓朝廷誤判敵情，以為僅寧錦的兵力就足夠犁庭搗穴，根本沒有給袁崇煥配備能夠威脅后金的軍力。而且，即使三月份袁崇煥在接到朝廷旨意后立即全軍出擊沈陽，朝鮮和東江也早就在一個月前被打垮了，根本于事無補，唯一可能的結果是，袁崇煥的軍隊由于毛文龍的謊報久攻沈陽不下，以致于被回師的阿敏前后夾擊。
天啟七年四月，也是“丁卯之役”戰況正激之時，薊遼總督閻鳴泰上奏折，稱頌魏忠賢的功德，并要求在寧遠、前屯兩地為魏忠賢修建生祠，作為下屬的袁崇煥也只得聯名上奏。《大明熹宗實錄》記載“薊遼總督閻鳴泰巡撫袁崇煥疏送魏忠賢生祠”。
